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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玻璃不适用，钢铁、机械帮不上忙。
孙一很郁闷，自己这个力德尔，仿佛是多余的。
二人不知不觉走到了昨晚被烧毁的麦田。
田边有庄稼汉走来走去。有人试着想把踩倒的麦子扶起来，有人望着满地的灰烬默默地擦眼泪。
孙一开口：“闷蛋，营里的存粮是不是不够吃？”
闷蛋叹口气，“差的远呢！营里的老小每天就只做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天一亮就出去挖野菜、摘野果，男孩子结伙走远一点捡野鸡蛋。本指望夏天的麦子能打些粮，这回也完了。”
孙一问：“一个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
闷蛋答：“一天两顿饭，一顿一斤，一天两斤粮。”
孙一不可置信，他对粮食重量唯一有概念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到食堂买饭，都是男生买四两，女生买二两。早饭还要少。不对，自己还吃夜宵，早饭和夜宵加起来估计顶一顿正餐。合成一天两顿饭不过一顿六两。”
而且明朝的“斤”比后世的“斤”多。明朝1斤是16两，折合后世590克。
孙一勉强笑笑：“闷蛋，你太能吃了，我是说一般人。”
“爷，饿说的就是一般的人！壮丁一顿得吃二斤，娃娃一顿半斤，匀下来就是一人一顿一斤！”
闷蛋话说得很直，一点都不给孙一留面子。
“一顿一斤？”孙一疑惑地看向闷蛋。
闷蛋点点头。
孙一终于确认，一顿一斤，就是这时候的平均标准。
孙一认为任何自然形成的标准，都有它的天然意义。比如东西方同时形成了“尺”的长度单位，而且都相差不远，就是因为尺这个单位在日常生活中用起来很方便。如果古代人一顿饭平均吃一“斤”，这恐怕就是“斤”的意义所在。
孙一换了问题：“闷蛋，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
闷蛋想了想，“正常年景的话，一亩水田能打稻子两石，一亩旱田种玉米能打一石半，麦子一石，荞麦半石；谷子和糜子不好估摸，三五七八斗都可能。”
明朝人的一石折合120斤，换算下来就是一亩地产水稻240斤，玉米180斤，小麦120斤，荞麦60斤，谷子和糜子40斤到100斤。
孙一脑子里飞快地估计了一下，
“照这个饭量，照这个产量，十亩地才能喂饱一个人！”
”全营假使按500人计算，要5000亩地。“
孙一刚嘟囔出来，闷蛋马上提醒，“爷，新开的荒地产量没有这么高。”
孙一心里一哆嗦，“那新开的地，产量有多少？”
闷蛋道，“保险些就算个对折吧。”
孙一长叹一声！
——粮食才是根本问题。
临近的陕西等地在闹饥荒，拿着银子买不到粮，所以铁木营的粮食只能靠自给。
都不用估算，扫一眼就知道眼下的庄稼地根本不足以支持500人的口粮。
孙一马上意识到铁木营目前处于一个十分脆弱的老鼠赛跑循环里：
因为粮食不足，所以需要额外的人手去开荒种地，额外的人手需要更多的粮食……
要想正常跳出这个循环，没有一两年的粮食积累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铁木营的人数在一两年内都会被限制在一个低水平上，没有足够的人数，铁木营随时可能被其它势力吃掉。
除非自己可以另辟蹊径，比如向老天爷先借贷一大批粮食；
或者，增加粮食的亩产加速跳出循环实现粮食自由？
后世粮食亩产动辄上千斤，要归功于良种和化肥。
良种培育是个慢功夫，十年八年都不会见效；
化肥要启动化学工业，貌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一路上经过庄稼地，除了玉米、麦子，其它的孙一都不认识。
闷蛋一路走一路教孙一，这是谷子、这是糜子、这是大豆、麻、高粱……
到了一处玉米地，闷蛋道：“这是饿的地。”
“爷想不想解手？饿在外头等爷。”
孙一还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孙一正有此意，便钻进玉米地赞助闷蛋一泡上好的有机肥。
同时孙一心里感慨，这恐怕是自己穿越四百年回到明朝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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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中国粮食产量数据
1、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著），中国的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稻、麦，由于一两千年来它们的遗传基因未得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小麦的产量一直保持在每亩100-200斤，水稻在每亩200-400斤。
2、《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
3、中国统计局2015年全国平均亩产
玉米：786斤
稻谷：919斤
小麦：719斤
豆类：239斤
4、2016年代一般亩产，均为干燥原粮
小麦：500-700斤
青稞：25-300斤
莜麦：150-200斤
荞麦：50-100斤（可怜的荞麦，都长在偏远贫瘠地区，粗放管理）
大麦：530斤（多用作酿酒和饲料）
水稻：700-1000斤
谷子：600-800斤
高粱：700-900斤
糜子：400-440斤
玉米：700-900斤。
豌豆：150-250斤
白薯：1100-1500斤（中国标准将白薯折成原粮，按1/5计算）
5、部分文献摘录：
明《河间志》卷三记载：“一夫耕田三五十亩，亩收麦一石以上”
清乾隆《白水县志》载：“麦田每一亩上腴之地，丰年可收一石，次者七八斗，最小山麓硗确之地，及山上垒石包土，层级梯橙之田，俱收不及三四斗。”
民国《渭南县志》载：民国24年(1935)，全县种植57.5万亩小麦，平均亩产44公斤。
民国《华县志》载：民国28年(1939)，全县种植小麦24.3万亩，亩产17.35公斤。
民国山东桓台县，《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云：
“小麦在农产中最为重视，水浇地年种二季，即每年必种麦。农家一年之计全在小麦，以麦换高粱为食，换人粪黄豆为肥料。浇水施肥，不惜工资，种植得法，无不收成。麦收则无凶年。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视肥料之多寡，地土之高下而异。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兹按每亩二百斤计，总产量达七千三百余万斤。十分之八输于济南，计五千八百九十余万斤。”
“水浇地种麦施肥二次，有三次者，高粱、谷子有施肥二次者。麦一亩普通用豆饼百斤，人粪百余斤至数百斤，更有较此加倍者。高粱、谷子用肥料较少。济南人粪以此邑为最大销场。豆饼及黄豆之输入，年达巨数。”
明末清初桐乡张履祥《补农书》：“田极熟，米三石，春花一石半，然间有之。大允共三石为常耳。”
清前期《彭县县志》：“亩产米一石二斗为上，一石为中，八九斗为下。”
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