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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谕再次来到清华园时，被周诒春请到了校长办公室，屋中还有几人，李谕大都认识：顾维钧、詹天佑、梁敦彦、颜惠庆、王正廷等。
周诒春道：“少川（顾维钧字）向我提议，成立一个欧美留学生团体，每年聚餐三到四次，不仅能够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还可定期请美国或者中国的著名人士讲演；并且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集思广益。”
李谕说：“现在归国的欧美留学生已经不少，确实有必要建立一个公益组织，我当然同意，而且愿意捐赠五台无线电报机以及一万元会费。”
顾维钧说：“院士先生大气！请您加入同学会真是明智之举。”
李谕笑道：“严格来讲，我不算欧美留学生。”
“算得，当然算得！”詹天佑说，“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授予您博士头衔，难道是假的？”
“就是！”周诒春道，“再说了，那么多留美学生因您而起，如果您不加入，这个团体就少了主心骨。”
“太看得起在下了，”李谕说，“剑桥给我的博士几乎是出于荣誉性质。但如果同学会不涉及政治目的，我倒可以加入。”
顾维钧道：“一个同学会罢了，能有什么政治目的？大家主要想通过举办演讲、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我等要是不能报效社会，怎么对得起几年漂泊海外寒窗苦读。”
“既如此，我接受。”李谕说。
周诒春道：“有您在，才能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越来越多欧美留学生加入；还能找来洋人的大学者做演讲，就像不久前贝尔、特斯拉、伊士曼等人。”
顾维钧笑道：“周校长，您的目的表露得太明显了。”
周诒春也笑了：“院士先生聪明绝世，没必要瞒他。”
清末民初时各种老乡会、同学会屡见不鲜，北京城里湖广会馆、绍兴会馆之类的不要太多，周诒春等人搞个欧美同学会几乎是顺理成章。
由于此前欧美的留学生们自己办过一些小团体，比如“留法比德会”之类，组织难度并不大。
在座的几人随即进行捐款，很快募集到五万元之巨，然后由顾维钧出面购置一处宅院使用。
欧美同学会在民国时期应该算得上相当有钱有实力的民间团体，毕竟晚清民国能留学欧美的绝非普通人家，非富即贵，还得有才。
欧美同学会刚放出成立的消息，就引起朝野震动，谁叫会员里的大人物太多。
首批会员达到了近三百人，以学习工程技术、工商实业和财经的最多；其次是学习政治、法律的。他们中有近八成在北洋政府或直属机构任职。
举办第一届聚会时，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孙宝琦、教育总长汪大燮（临时担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亲自出席。
李谕则拉来卡内基教育基金赞助了一家图书馆。
如此阵容及耗费放在留日同学会上根本不敢想象，——但留日学生胜在数量多。
汪大燮首先进行发言，主要就是一些祝贺的话语，临近结束时，汪大燮向李谕道：“院士先生可不可以为第一届研讨会定一个议题。”
李谕不假思索地旧话重提道：“在座都是国之脊梁，要聊就要聊点有用的话题。如今民国初立，最缺的就是两样东西，科学与民主，作为议题再好不过。”
顾维钧赞同道：“这两点不仅是本次聚会的议题，还应成为每次聚会都无法忽视的议题。”
汪大燮则说：“科学是个值得多说道说道的东西，此前我便想提出议案，应当以非科学的名义废除中医。”
汪大燮的话一出口，就引起了一片哗然。
李谕说：“汪总长，我想问个问题。”
“院士先生请讲。”汪大燮道。
李谕问：“中医有没有治病救人的能力？”
汪大燮说：“有当然有，但是……”
李谕立马追问：“但是什么？”
汪大燮想了想说：“但总感觉不够科学。”
“有用就是了！”李谕道，“在西医能够做到普及之前，就想着废除中医难免有点眼高手低，脱离大众。虽然在座同学会成员均是各界精英，但如果只以自己的阶层来考虑问题，只会越来越脱离实际。”
“说得好！”孙宝琦鼓掌道，“有用就是王道，如果一味地只唯西方论，那我们连筷子都要废除掉。”
汪大燮问道：“但这样不就有违科学的议题了？”
李谕只能耐心给他解释：“太多的我也不懂，但以最常见的中草药举例，其能治病救人，实际上就是含有某种有用的化学成分，西药不过提炼了出来而已。但问题是提炼涉及到一整套复杂的生物、化工、检验程序，姑且可以称之为产业链，也就是大家平时所见的工厂，这可不是一时半会能配套建好的。”
汪大燮沉思道：“原来如此，我考虑得太简单了。”
李谕接着说：“此外，洋人看病很贵，要是能像我们一样抓副药喝，他们八成也会愿意。”
孙宝琦问道：“我记得院士先生引入了德国药企，难道不够？”
李谕叹道：“差远了，只能勉强够几座大城市使用。广大农村地区无法兼顾，但总不能让他们生了病就无医可看、无药可吃吧。”
汪大燮奇道：“以院士先生的谈吐学历，我一向认为你出身豪门，但每句话却又不离百姓。”
他当然不知道李谕是个穿越者，按他穿越前的出身，就是个普通工薪家庭，哪是什么豪门。
李谕笑道：“欧美同学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谋求社会福利，如果不谈黎民百姓，怎么谈得上社会福利。”
周诒春等人一齐佩服道：“先生高义。”
吃晚宴时，李谕与资历比较老的留美幼童坐在了一桌。
李谕随口问身旁的詹天佑：“眷诚兄在忙什么大工程？”
詹天佑放下筷子说：“粤汉铁路长沙－武昌段。”
李谕说：“记得我去长沙时，那边的百姓都非常期待这条铁路早点通车。”
詹天佑叹道：“如果铁路贯通，长沙必然可以发展起工商业。但现在资金就位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通车。”
这段湘鄂铁路在粤汉铁路里已经算相对比较好修的，地势较为平坦，而且距离不是特别远，又连接两座重要城市，价值很高。
梁敦彦与詹天佑一样，都是第一批留美幼童，梁敦彦说：“资金的问题我会向财政部继续沟通。”
詹天佑说：“尽量多争取，你要是能拿出武昌至长沙段的足额工程费，我可以再多修几十公里，甚至通至株洲。”
梁敦彦笑道：“眷诚还是老样子。”
詹天佑负责的湘鄂段在1918年修好后，粤汉铁路其他部分的工程就几乎陷入停摆，留下了近一半没修，直到1936年才竣工。
算起来，整条粤汉铁路从1900年开始，前前后后整整修了36年。
顾维钧此时又对孙宝琦说：“外长，《总统选举法》已经起草完成，是不是要送去国会审议？”
孙宝琦说：“是的，只是显得有些仓促。”
他们聊的是当下一件大事。
几天后《总统选举法》被国会审议通过，又过了两天，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召开了总统选举。
正式候选人实际上只有袁世凯自己，只是后来加了黎元洪等几人凑数。
袁世凯几乎占尽优势，认为自己当选毫无争议。但两轮投票下来，他都没有得到足够票数。
根据《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由国会议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必须有议员总数2/3参加投票，以总票数的3/4决定当选人；如经两轮投票还无人当选，则以第二轮投票中的两位领先者进行决选，并以过半数票者为当选。
可能是议员们发现外面站满军警，对这种胁迫行为颇为不满，出于义愤不想给他投票。
第二轮投票过后，已经过了中午，议员饥肠辘辘，但军警们把持了国会进出通道，议员无法外出就餐。
他们甚至公然放话：“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去！”
到了第三轮投票，终于选出袁世凯为总统，此时已经月上枝头。
袁世凯对结果还算满意，四天后便进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他选的就职场所非常有象征意义——前清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太和殿。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能猜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感觉已经可以“奉天承运”，没必要对国会继续藏着掖着了，直接掀桌子，把国会解散了。
总之相当离谱。
章太炎知道后异常愤怒，写了一封手书，让李谕拿着去问梁启超什么意思。
李谕在北沟沿胡同见到梁启超时，他的心情似乎也十分不好，看到章太炎言辞犀利的文章后，放在桌上没有反驳的意思。
“如今国会解散，各个政党亦被驱逐，我的一切理念都成了泡影，还有什么好说的。”梁启超无奈道。
听得出，此时的梁启超也对袁世凯产生了一丝失望情绪。
可袁世凯目前的实力太强，呼风唤雨，几乎到了予取予求而无不得的地步，任何人都拦不住。
梁启超又说：“我现在终于有些羡慕疏才不涉足政坛的举动了，简直是有先见之明。”
李谕说：“主要是本人忙于学术以及教育，没有那么多精力。”
梁启超翘着脑门道：“真是烦恼啊！”
屋外一人突然说道：“什么事烦扰了老师？”
一个穿着制服的瘦削军官走了进来。
“松坡，你怎么来京城了！”梁启超惊讶道，旋即又说，“难怪，也难怪！”
李谕认识眼前这个年轻的将军——云南都督蔡锷。
梁启超之所以“奇怪”又“不奇怪”，是因为蔡锷的身份比较特殊。
目前不在北洋势力统治下的地方可能也就两广、云贵。而蔡锷年纪轻轻就当上云南都督，关键还当得挺好，能力出众，肯定让袁项城心中产生了一点猜忌。
蔡锷进京后被委任了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的职位，虽然级别不低，可光听名字就知道比云南都督差了太多。
显然是明升暗降。
袁项城本人倒是挺看重蔡锷，此前蔡锷在二次革命中支持了自己，他很想继续重点培养一下，但在此之前，袁项城必然要再测试一下蔡锷的忠诚度。
蔡锷同样认出了李谕：“早在日本读书时，就时常听闻院士先生大名，久仰久仰！”
李谕道：“本人同样久仰蔡都督威名。”
蔡锷确实很厉害，可惜死得太早。
而且亲眼见了后，李谕才知道为什么后世拍电影在对蔡锷选角时会用刘德华，他本人确实挺帅气。
也难怪后来会传出八大胡同的故事。
对了，现在他还没有认识小凤仙，那是一年半以后的事。
梁启超说：“松坡，你难道没看到太炎先生的现状嘛？”
蔡锷是个聪明人，回道：“学生担任闲职，而且没有什么诋毁言语，不至于被监禁。”
梁启超问道：“你要坚定站在大总统一边？”
蔡锷道：“要看时局如何发展，但学生能够肯定的是会一直站在老师这一边。”
“我明白了，”梁启超叹道，“只能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可以救国。”
蔡锷又对李谕说：“院士先生，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已经造出飞机，能不能让我亲眼观摩一下？”
李谕说：“当然可以，如果你想上天，我甚至可以载你一程。”
蔡锷激动道：“还有这种好事！”
李谕说：“教练机而已，飞不高，也飞不快。”
蔡锷根本不挑：“只要能亲自坐一次飞机，我就毫无怨言。”
这事好办，次日李谕就带他来到天津冯如飞机厂，给了他一副护目镜后说：“我们会在天上飞十分钟左右，趁今天晴空万里，好好看看。”
李谕也有飞机瘾，驾驶教练机飞到一千米左右的高空后，蔡锷惊呼连连：“听说飞机可以侦察敌情，果不其然，看得实在太远了，任何军事部署都一览无遗。院士先生，您说是不是？”
李谕笑道：“我只看到了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