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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观光开的上海科学仪器馆位于上海五马路，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路，属于公共租界的范围。
位置挺好，距离外滩非常近，往北五百来米隔着三个街区就是如今上海的核心——南京路。
商务印书馆在河南路，更近，步行只需不到十分钟。
两人到了钟观光的上海科学仪器馆，里面仪器确实蛮多，感觉就像进了学校里的实验室。
钟观光立刻招呼过来他的朋友虞和钦：“和钦，看谁来了！”
虞和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化学家，还是第一个系统的提出有机物中文命名方案的人。
虞和钦与钟观光关系很好，两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学数理化科学。
他当然知道李谕的名头，激动道：“竟然是真人！不得了，不得了！快进来坐，今天您可得好好指导指导我们兄弟两人。”
李谕笑道：“指导谈不上，倒是会有合作。我今后准备在上海等地建立学校，少不了购买你们的仪器设备。”
“新学堂？好主意啊！您能亲自出手，肯定比洋人的教会学校办得好。”虞和钦赞道。
李谕在他们的仪器馆中转了转，基础的实验仪器如烧杯、烧瓶、电容、电线之类的倒是还挺全乎。
不过基本所有的仪器上面都带有日文，也就是舶来品。
“有没有想过自己生产？”李谕问。
钟观光无奈道：“实不相瞒，当初我们兄弟二人曾经有过这种想法，甚至还想过建磷厂，不过没多久就失败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进口，就连仪器、设备及化学药品都要委托外商才能辗转买到，这么高的成本，根本没法运营。”
李谕点点头：“磷厂确实有点难。”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磷产业非常吃矿藏，我国的磷矿基本都在西南地区，现在的发展还太落后，实在无力开采。
别说开采，探明都很费事。
仅有的一点磷也就能造个火柴。
虞和钦倒是一点都不气馁：“我看以后还不如造玻璃，能制作仪器，少不了销路。现在纯靠进口，盈利太弱。”
李谕说：“我听闻山东淄博一带有玻璃工厂，你们可以去找他们嘛。”
现在的信息蛮落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中国一直有玻璃，只是一直不被重视。
中国古代的重心放在了陶瓷上，西方则在玻璃上，这就导致此后的科技树大相径庭。
毕竟玻璃看似不重要，但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光学、化学、天文学、微生物学等诸多门类。
虞和钦对玻璃非常感兴趣，毕竟他是个热衷化学的，离不开瓶瓶罐罐各种实验仪器，惊讶道：“竟有这种地方，我还真不知道。”
李谕鼓励说：“可以去考察一下。”
从几十年前开始，淄博博山的琉璃生产已经实行公司化模式，产销量不小，产品还由青岛海运出口，销往国外。
不过博山的玻璃主要是生产琉璃器和平板玻璃，供出口和国内高端市场，和普通生活距离还有点远，都是些什么佩玉、屏风、棋子、念珠、佛眼之类的，一看就是一些达官贵人的玩物。
包括清宫里的玻璃制造也差不多，纯粹拿玻璃制品当做奢侈工艺品造出来玩。
至于在玻璃真正的日常用途上，目前国内已经有的不少玻璃作坊生产的东西又没法和国外产品相提并论。
虞和钦对此是真的上心：“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造实验仪器。”
李谕笑道：“就算是不能，也可以试着商量。”
虞和钦说：“要是能到学到手艺最好，以后还是自己造更舒心。”
“那敢情好，上海这么大的市场，绝对会很有销路，”李谕说，“不过要真想学点先进的工艺，去国外深造更好。”
工厂可不负责教，而且现在学徒制又有门槛，所以真想学制造，还是得去学校。
“我正有去日本留学的打算，不仅是学玻璃的制作，更主要还是要学一下最新的化学理论，”虞和钦说，“还有，几天前我在看刚从国外买回来的一本化学书时，突然发现门捷列夫先生的化学周期表后提到是你启发他做出了新的周期表。”
李谕说：“你的资讯还蛮快。”
钟观光也说道：“当时我们还以为是有重名的，但门捷列夫先生着重提到了是来自中国的李谕。”
虞和钦说：“我一直敬仰他老人家，真没想到李谕先生竟然已经见过他本人，还能帮助他的研究工作。”
李谕笑道：“不过是突发奇想罢了，主要的工作门捷列夫教授已经完成。”
“那也很不简单！”虞和钦叹道，“哎，我的知识还是太落后，想要赶超，看来出国深造是必然，我也听过不少人去了日本读书。”
“那就去吧，”李谕说，“现在日本的大学虽然还比不上欧美，也已经达到了正常水平。”
虞和钦道：“能去日本学一学确实不错，正好我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从一个穷国发展起来。”
虞和钦此后会到日本的帝国大学化学科学习，话说他回国后还被清廷颁发了格物致知科进士、翰林院检讨。
李谕与他们又聊了一会儿，他们对李谕的科研成果相当感兴趣，毕竟也一直在自学科学，只不过李谕的东西都是比较高深的，目前是看得云里雾里稀里湖涂。
李谕和他们讲了一下学这些东西要具备的数理知识，听得他们已经是惊呼不可思议。
李谕待了大半天，留下电报联系的方式后才离开。
——
现在谢煜希有的是钱，他们下榻在了上海汇中饭店，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和平饭店。
这地方视野真是太好了，而且伙食相当不错，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改建后和平饭店的富丽堂皇程度。
这天早上，李谕还在吃饭，蔡元培就与另一人找了过来。
反正现在租界不大，找到他很容易。
蔡元培说：“李谕先生，这位是马相伯神父，听闻你再次抵沪，定要来见见。”
李谕饭还没吃完，连忙站起来说：“马神父，久仰久仰！”
马相伯已经六十多岁，说道：“上次就想见你，可惜你走得太快。”
这位马相伯就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
既然叫他神父，也就是说他信奉基督教。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整体上堪称失败，作为正宗基督教，信众以及号召力甚至比不上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真是醉了。
但欧美传教士再失败，花了这么多年，总归是有点效果。
马相伯的父母就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马相伯刚生下来就接受了洗礼，长大后还拿到了神学博士头衔。
不过1876年时，他就因为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只不过他还是信奉着天主教。
马相伯精通多国语言，此后被李鸿章器重，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做得最多的事竟然是跟着李鸿章奔走于各大谈判桌，充当翻译，签署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真是太悲催了。
李鸿章背上了卖国骂名后，马相伯也跟着被骂做汉奸，是李鸿章的看门狗、走狗。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一心为国，却为何换回的是天下人的唾骂
这时候已经年近花甲，马相伯倒是豁然开朗，也想不在官场继续混了，转而开始搞教育。
正巧刚回上海就遇上了南洋公学的罢学事件。
蔡元培向闲居在南洋公学附近的马相伯请求创设一所讲授拉丁语、法语和数学的学校，接收这些学生，马相伯欣然同意，也就是震旦学院。
其实蔡元培，包括张元济、李叔同、于右任等大名人都可以算是马相伯的弟子。
当初蔡元培找到马相伯学过拉丁文，马相伯却对他说：“你一个人，又人到中年，学了能有什么用？”
言下之意自然是找些年轻人来，以后年轻人才是国之栋梁。
这次蔡元培拉来这么多人，马相伯挺高兴，于是在法国天主教会的协助下，在徐家汇天文台的旧址开办了震旦学院。
震旦出自梵语，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乎。
李谕道：“当时着急去武昌见张大人，的确有点仓促。”
马相伯说：“我刚刚创建了一所震旦学院，里面的学生不少都知道你的大名，一定要让老朽请你过去做个演讲，不知道能不能卖老朽一个面子？”
李谕笑道：“当然没问题。”
虽然震旦学院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复旦大学，不过渊源太深，而且此后震旦学院撤销，不少院系还是划到了复旦。
马相伯说：“阁下贵为帝师，又精通科学之道，获得英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之殊荣，我想学生们一定会非常欢迎。”
蔡元培也说：“我也把爱国学社的人一并拉来听一下。”
“很好，”马相伯说，“说不定能为我的学院招点生源。”
震旦学院可以算作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今年刚刚开学，才没几个月。
教会现在也没有干涉学校运作。
但基督教会两年后就会强行拿下震旦学院，变为教会学校。那时候马相伯才带着一众学生愤而离校，创办了复旦大学。
所谓“复旦”，便有“恢复震旦，复兴中华”双重寓意。
可见基督教想要在中国传教之困难与失败……改成教会学校都不行。
震旦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人数很少，只有二十人。专业也仅有“文学”和“科学”两门。
李谕的名头在学校里很响亮，再加上两位校长一起过来，所有二十人外加爱国学社的上百人一起挤到了并不大的震旦学院校园中。
马相伯年龄不小，嗓门也不小：“都安静下！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来的是当朝帝师、科学巨匠李谕先生，得闻先生教诲的机会可不多。今后诸位也当像李谕先生一样，精进学问，名扬四海。”
李谕走到众人面前，朗声道：“马校长让我讲点什么，要讲科学显然时间不够，而且今天也不是研讨会。所以我想谈谈面对如此的时代，大家应如何在科学上走出一条路。
各位既然有志进入西学的学堂，当然也都明白科学的重要。坚船利炮只是洋人强大的表象，他们的政法以及工业水平才是背后的关键。
而决定工业水平的，就是科学水平。
我想告诉各位，一旦想要走科学这条路，首先就要知道将会是一条漫长而且曲折的路线。
支撑强大工业的科学理论或者说科学门类极为复杂，不仅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耳熟能详的，——它们也仅仅是大门类。各位将来要学的，是其中继续细分的学科，诸如电磁学、结构力学、材料学、制药学等等，专业五花八门，但每一样都很重要。
所以这是个综合起来的事情，一个人仅仅能在某一个方向上突破。然后千千万万的人聚集起来才能让科学强大，继而推动工业的强大。
这与过往单纯研究经学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大家分散去钻研新东西，而不是都盯着古籍去想古人为什么这么说。
科学要的是创新，并不是复古。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不需要去研究经学，只是现在我们缺少科学的人才。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在学初等的数理知识时，务必打好基础，因为这些写在教科书上的都是最最基础的内容。
是的，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毫无新意，因为在洋人那边都是中小学知识。
洋人既然不怕我们学，就说明只学它们做不了太大的事。
你们今后要学的东西，远比教科书上的难百倍千倍，遇到的困难也会数不胜数。
但你们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被打得千疮百孔，所以学习再苦，也没有被人骑在脖子上苦。”
李谕讲完，蔡元培第一个鼓了掌：“精彩啊，学习再苦，哪能有被人欺压苦。”
这句话其实是后世成人教育界挺出名的一句话：吃不了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这时候李谕稍微改动改动，效果也很好。
马相伯当年跟着李鸿章谈判时，见过太多颐指气使的洋人，眼中都要泛出泪花，用力握着拐杖说：“苦！天底下最苦的就是我们！”
从南洋公学和爱国学社过来的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其中还包括邹容，他们同样看够了山河破碎，李谕一番话说到了他们心坎里。
“原来想要强大，这么难。”
“这么说，要敌过沙俄，就需要成千上万精通西学的人。我们还做什么义勇队，学到真东西才能赢他们！”
李谕就是看了他们拒俄大会上的康慨演讲有感而发，他们都是有点基础的人，游行抗议没问题，但搞义勇队确实有点没必要，真正的功夫最好还是放在求学上。
一群学生要是天天想着当义勇队去和沙俄正规军打仗，那是当炮灰，不明智。
本来这种事就是清廷该做的，如果清廷不做，根源还是出在清廷身上，目标选得也不太准确。
清廷的爱新觉罗们卖国这么多年，已经快把老底卖光了。
不想着解决问题，现在倒是拼命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此后他们会极力镇压参与拒俄运动的学生，实在可笑。
人家拒俄也不行，聚个会就以为是闹革命。
但李谕这次演讲很成功，靠着名气，很快震旦学院就会蜚声四起，不少学生前来报名。
其中就有此后专门玩革命的：于右任、邵力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