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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
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他不是要教训人，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朕，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朕在意的是百姓，是江山。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再自夸一句，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朕若不做，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
他这样带头，谢迁和彭泽自然也会跟上。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因而还有《皇明祖训》警告子孙的那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