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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放的什么电视，不知道，只听到周围看电视的人一会惊呼一声，一会感叹一下，不时小声的议论几句，不过大多数时间绝对要比上课的课堂还安静。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小小屏幕，随着电视画面的变化，周围光线也忽明忽暗，照在一张张认真的脸上，张自辉仿佛感觉自己正坐在电影院里。时间就那样过去，十点多人都在那里陆陆续续的离去，最后留下来那些都是‘再见’分子，只要没有看到再见那两个字，就会一直在那里看下去，除非人家把电视机关了，自虎，蝈蝈，还有几个小电视迷，上一世张自辉也是。
李志海在那里看看表，已经十点半了，“好了，很晚了，明天再看。”没办法只有清场了。明天还有到大棚里去。
蔬菜大棚的巨大成功在附近几个村子里一起了巨大的震动，一亩地几万元的收入，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最重要的，随着越多的人知道冬天有蔬菜，菜价也在那里不断地上涨着。
张民生的两百亩菜都是运到西安去了，一般人很难买到，因为市领导说了，现供应市里需求，所以李志海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抢不到大头就找小头，韭菜黄瓜根本不够卖的，本地就消化光了，面对那些各地来的人，李志海只有苦笑着说抱歉了，并且承诺，明年冬天，一定会让他们都能拿到菜。要不是张虎他亲戚在县上有点话语权，加上张民生经常送礼，李志海早就搞不下去了，那点大棚早就被征收了。说得有些夸大了。
在1988年，《土地管理法》其中第一章，总则，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一条款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以后中西部乡镇腐败埋下了根源。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占了30年改革进程的一半；9亿多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占中国人口的70％多。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
近一百多年，总体上看，是不断解放农民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但90年代的农民政策却是逆潮流的，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升，反而下降了。
杜家村里很多人当时没有钱看病，最后只有自杀。不能劳动，还要有人照顾，死了也一了百了。
当时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农民和农民工所占的干部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正在这种情况下，张自辉在上一世能够上学真是天大的荣幸。
一百年来，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养老，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元规则。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也就是在二十年后都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更为可悲的是，有7％的农民工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社会的弃儿。
1985年以前，我国农产品全面短缺，增产就能增收，以“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策略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的农业政策——“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正确的。但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的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的重点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议价、定价的权利，并在金融的支持下获得农业产业延伸的增值收益，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和新的农村金融，相反，错误的政策导致既有农民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解体和既有金融体系的崩溃。
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为几年后城住房困难埋下了祸端。
经营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八十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了。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健康，为了发展，实际上在那里无情的剥削。
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进入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且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却依然享受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式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
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价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为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现在等待他农场的就是*，幸亏他们还是私有化企业，冲击并没有乡镇企业那么大。
改制了，就是思想解放，就有财政的产业化资金扶持和金融的信贷优惠；不改制，就是思想不解放，不仅无经济优惠政策，政治上也有压力。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
实践已经证明，“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到了二十年后都发展得很好，更成为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农村金融体系的非农化改革。几大银行都相继在90年代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也嫌贫爱富，改革的结果是将农民获得贷款的权利推向了市场，但又不许农民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合作金融。这样的政策，加剧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解体。
张自辉在那里思考着，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烧烤店，农业园，衣服厂，大棚菜。没有一个能够经受住冲击。一定要绑在一棵大树上，有时间看能不能到香港去。
和大人物他没有什么交情，钱权交易又不喜欢，最后想想还是招人合资好一点。
人生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每一个人都要他的困难。
今天油盐酱醋，明天鸡毛蒜皮，只是大小不同。
现在他就在那里想想如何来解决。
人生就是找寻爱的过程，每个人的一生都要找到四个人。
第一个人是自己，第二个人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人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人是共渡一生的人。
首先会遇到你最爱的人，体会到爱一个人的感觉；了解爱一个人的感觉，才能发现最爱你的人；当经历过爱与被爱，学会了爱，才会知道什么是你需要的，才会找到最适合，能够相处一辈子的人。
很悲哀，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人通常不是同一个人；你最爱的，不爱你；最爱你的，你不爱；陪你一生的，不是你最爱的也不是最爱你的。
你，会是别人生命中的第几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