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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章、制度革命（四）(第1/2页)
柔仪殿御书房在朱慈炅搬到西宫书房后进行了改造，由于刘一燝也不在这里上值了，田维章让人打通了隔壁张介宾的值房，张介宾搬去了最初给刘一燝预留的值房。
扩建的主要目的是要仿北京天工院，建一间大会议室。不过不同于天工院直接使用的天启的木工工作台，这里用上了大理石桌面。
由于空间比天工院要小，这边的会议桌要方一点。最上方当然是御阶御座，背后的大书柜，变成了三个，御座对面安放六张椅子都绰绰有余，而两边只能安放十张。
御座的右后方还有一张大书桌，是仿照天工院当初给高起潜留的记录位置，可以坐两个人。
右边墙上依然挂着张太后的锦绣《仙桃童子图》和倪元璐的《运河夕照图》，“千载运河，联通南北；万民仓廪，纤系春秋。”的君臣对联依然醒目，但倪元璐已经“高升”了。
这是御书房会议室第一次使用，刘一燝，徐光启，钱士升，吕图南，刘廷元五位阁部大佬坐在左边，都在悠闲品茗。
刘、徐、钱三位都比较放松在闲聊。吕图南是从户部右侍郎新转的南吏部左侍郎，比较低调，低头看着文书。
刘廷元是首辅黄立极的人，他来南吏部就是压制快起飞了的钱士升的，他对对面的天工院众人非常好奇，这帮人居然和阁老对坐。
陈子壮，翁鸿业，王铎，阮大铖，蒋德璟，张国维，再加上孙传庭，杨文岳，吴阿衡，洪承畴十位天工院中书全部在列，他们坐满了右边的位置。
天工院其实有十二个人，还有一个是状元余煌，另一个是袁可立之子袁枢，不过他俩都在丁忧。除了翁王阮蒋四人，其他人跟在朱慈炅身边其实都不长，还有陈洪二人是刚刚加入。
在御座对面还有朱由崧，朱翊铭和朱肃溱，曹思诚四人。督政院也受邀列席了，曹思诚故意坐到了最左边位置，和三位宗室隔了一个空位。
他一个人神情严肃，不是对这三位不满，这三位比督政院其他亲王靠谱多了，他是对督政院这个东西就不满。督政院和都察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不能弹劾了，没有啥风闻奏事。
督政院有资格提弹劾的人只有总召和五位副使，九卿原则上只有他们能动，就算你要动，也要先找他们。
督政院的内部流程，风闻可以，先申请立案，成立调查组，确定证据，再上报，成立专案组，请官员来喝茶，如果官员不能自证，送诏狱，督政院工作完成。
从督政院成立那天算起，因为这个漫长的流程和诸王的不作为，他们立案虽多，至今仍然没有搞掉一个人。
这让一直想要立威的曹思诚郁闷不已，御史们更是集体迷茫，热情大减，完全没有以小搏大的成就感了。
御座右侧，是田维章、刘应坤、曹化淳、李实、孙进五个人。为啥是五个？因为朱慈炅睡懒觉了，曹化淳和李实的早报都没有报，他俩属于被迫上殿。
孙进更冤，他是昨晚被朱慈炅召见的，当时他人在城外，回宫后，朱慈炅已经睡了。他一大早就等着了，他是今天最早来的。
这是一次非常正式的御前会议，但整体而言，右倾比较严重。
朱慈炅没来，本来朱由崧和刘一燝都可以主持会议的，但刘廷元提出，吏部改制会议必须等皇帝到才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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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敢挑战敏感的皇权，那就等。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时辰，他们无聊纷纷找阮大铖打听中午开始发行的《朕问》第二期。
这期的皇帝起居内容少了很多，但写得更详细了。策论依然讨论了忠奸问题，又加入了礼教问题。
顾秉谦这个老不死的家伙又有一篇劲爆的内容发表，这个阉党奸贼毫无顾忌的为皇帝的出格行为背书。
乐安大长公主也有一篇中规中举的女教文章发表，是朱慈炅亲自指点，巩驸马操刀，朱徽娖只是用自己的语气修改并署名。
此外，还有孔贞运的老爸孔闻敕的礼教文章，这位替换掉的可是衍圣公的忠奸论。这件事不太起眼，但衍圣公如果足够敏感就会意识到问题，在教育皇帝这事上，南孔先一步亮相了。
朱慈炅虽小，国事却已经系于一身。他睡睡懒觉不要紧，这一票国家重臣全部放下手中事，集体干坐着等他。
朱慈炅起床后慢悠悠的用完早膳，还想去打拳，王坤才提醒他今天有重要会议，群臣都还在等着。
朱慈炅在王坤、谭进和房袖、刘娥的陪同下驾临御书房会议，群臣起身行礼，朱慈炅摆摆手，直奔御座。
朱慈炅有点郁闷，他一直觉得大明朝堂非常低效，拖沓，今天他才发现自己也是这低效朝堂的一员。
“不用多礼，归座吧。钱尚书，直接说事。”
钱士升虽然知道小皇帝性急，但你都拖了一个多时辰了，也不至于急这一会吧。他移开茶碗，将手中文书打开，缓缓起身。
“陛下，王爷，阁老，各位同僚。本官受陛下所托，遵照太祖立宪初心，结合陛下御极以来官制变迁，整理总结我大明官制历代更易，总结厘清我大明官职新制。
命有四柱，我大明官制亦应有四柱。陛下，臣称之为文、武、法、监四柱之统。文、武、监三柱古亦有之，此次中央更易，重点在于法。法柱即立，此为依法治国之始也。”
朱慈炅的小眉头紧皱，忍不住开口打断。
“钱卿，等等。朕何时说过依法治国？大明依然要依礼治国，礼法二字，礼在法前。”
钱士升有点懵，心中呐喊：不是，陛下，你说过的话你不认了？依法治国不就是你提出来的，在西宫城墙上，臣陪你看民工那次。对，王坤也在场，王坤你说话，你就说皇帝说没说过嘛。
朱慈炅淡定看向群臣。
“法固然重要，礼更重要，朕亦跟随内阁先生们学儒的。自周公制礼而定百官，已近三千年，礼是贯穿我华夏历史，融入我炎黄血脉的文明根基，是我中华一族的价值取向和治乱之本。
我们必须承认，世易时移，礼有些已经不能适应今世，故而我等要在尚礼的基础上变礼，而非无礼。
礼在法上，礼也在儒上，认清我们文明的本质才能找到我们文明前进的方向。法不是不重要，而是诸卿要意识到中华文明与外洋文明的区别就在于礼法之别。
在我中华文明里，法为礼之补，法不能居于礼之上。试想有一天，小人以法为器，讼师竟然是我们最尊贵的职业。诸卿，那一天是否可以说，中华文明已死？”